柴静,你好. 我想知道, 面对了那么多黑暗和贫穷, 采访了那么多苦难与不公. 你, 还有着最初的单纯的笃定、澄清的相信吗?



很早之前就听过她的名字。那个时候还在武汉,不可能听到长沙的调频节目,对她也只是觉得不错,就像陪我度过四年的“吉普赛的家”的陈丹一样,并没有特殊的感觉。2004年的时候,看新闻调查,柴静去采访陶宏开教授,突然很喜欢她的风格。然后开始知道她的故事,从一个山西的小女孩,到独自一人在长沙追求自己的梦想,然后读书,然后改变轨道,从一个文艺青年转变为新闻斗士。她谈到她为什么做新闻的时候说,25岁这年,我来到新的舞台。”25岁这年,认识的人,了解的事,让我离开湖南卫视《新青年》,离开我已经熟悉的生活方式,来到《时空连线》,是因为想知道,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主持人,能够为自己的时代做些什么。“她的同事张泉灵说的一句话也让我非常激赞:做新闻最深的感受就是,有的事情你也许现在改变不了什么,但是让老百姓知道了,就可能在某一天改变它。这真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

安东妮的blog上,我看到安东妮在见面会上没有提出来的问题,这也是我一直想问她的: “柴静,你好.我想知道.面对了那么多黑暗和贫穷,采访了那么多苦难与不公.你,还有着最初的单纯的笃定,澄清的相信吗?”

我不知道答案。不过,这是两年前新周刊采访柴静的一段对话。希望两年后的现在,她仍然保持着那种敏感和笃定。

《新周刊》:一个新闻工作者可能会不断地被挫掉锐气,你还保持着你的职业理想吗?

  柴静:我最初接触新闻的时候,对新闻没有概念,吸引我的不是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主持人,甚至正义,公平。我只是出于对人的关注,我想知道新闻风暴中的人是怎么想的,是谁促成了这样的新闻发生。

  一个新闻工作者可能会不断地有挫败感,但我希望把资料保留下来,十年,二十年之后当孩子问我,我可以告诉他2003年春夏之交发生过什么。

  我和作家阿城有个共同的想法,就是当有体制束缚的时候,很多人会发牢骚,体制会成为借口。我会质问在我们中国做媒体的:在你能够做到的空间当中,你有没有尽你所能做到全部?其实我看不见得。而且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当一切解禁之后,真正考验一个人内心能力的时候就到了。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时代,新闻不断地发生,而且都那么地有意味。

  《新周刊》:但是看得多了,会不会麻木?

  柴静: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坐了这么多年的飞机,直到现在,我都特别迷恋起飞落地的瞬间,当飞机穿越云层,还是会把鼻子贴在窗子上久久地看,那种美简直不可言说。我就忍不住碰碰旁边的陌生人说你看,别人会警惕不解地说看什么。然后看报纸或者睡觉。我能理解他们的状态,但我从小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对美、诗、人的内心世界都很敏感。我觉得做记者这种敏感很可贵,像海明威等人都既是优秀的作家又是好的新闻记者,他看到不仅是一个人,他会感觉到这个人的皮肤的温度,微笑的表情,眼神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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