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今日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

最近一直在看《草原帝国》,讲的是欧亚大草原的历史,三千年来不断崛起,影响整个中国历史、希腊历史和欧洲史的这一群人。从最早的斯基泰人,到后来的匈奴人,到蒙古人,到成吉思汗。

讲到匈奴人的地方,让我最热血沸腾的,是西汉对匈奴的征战,这些征战,一洗之前“白登之围”与和亲的耻辱。

匈奴控制了东戈壁的南北两面:在外蒙古地区,单于在鄂尔浑河地区,即后来被称为哈拉和林的附近建起一座单于庭帐。在内蒙古地区,他们是在万里长城的脚下。现在他们的骑兵已经敢攻入中国境内。公元前167年,他们进入陕西,直至彭阳(中国都城长安以西),放火烧了这里的一座皇宫。公元前158年,他们返回渭河以北,直接威胁着长安。公元前142年,他们进攻山西北部大同附近雁门方向的长城。在汉武帝(前140-87年在位)登基时,中国边境各处正受到他们的威胁。当时,亚洲大陆的帝国是属于匈奴的。
汉武帝在无援的情况下开始了对匈奴的战争。当时匈奴正在今北京方向发起习惯性的袭击(前129年)。中国将军卫青从山西北部地区出发,穿过戈壁,远征至翁金河畔的龙庭,把匈奴赶跑。公元前127年,中国在鄂尔多斯和阿拉善之间、地处黄河岸边的朔方进行了军屯,以保卫河套地区。公元前124年,匈奴侵入朔方边境,卫青把他们赶跑。公元前121年,卫青的外甥、年轻的英雄霍去病,率领1万骑兵把匈奴从原月氏人和乌孙人占领的、离今凉州、甘州和瓜州不远的甘肃部分地区赶走。占据着这些地区的两支匈奴小部落(甘州附近的浑邪部和凉州附近的休屠部),不再臣事单于,归附汉朝,作为汉朝的盟邦被安顿在南山以北。公元前120年,在鄂尔多斯形成了一个坚实的中国移民区。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前者从山西北部的库库河屯地区出发,后者从北京西北、今宣化附近的上谷出发——横穿戈壁,而至今外蒙古,来到匈奴帝国的中心。正像阿尔伯特·赫尔曼推测的那样,卫青似乎还远至翁金河下游。他出奇不意地袭击了伊稚斜单于,迫使他在猛烈的南风中逃遁,风沙吹打着匈奴人的脸孔。卫青消灭或俘虏1.9万人。霍去病进行了一次更大胆的远征,深入外蒙古约600英里,一直到达土拉河上游和鄂尔浑河上游。他俘虏匈奴头目80余人,并在其境内的山头上举行了庄严的祭神典礼。霍去病回国后不久,于公元前117年去世。在咸阳(陕西)有这位伟大的骠骑将军的坟墓,墓上塑着雄伟有力的高浮雕雕塑,描绘一匹马踩着一个野蛮人。

这些历史,包括

公元前102年,中国将军李广利进行了一次空前大胆的行军,率兵6万,从敦煌出发,直奔费尔干纳。当他抵达费尔干纳时,只剩下3万人。他采取引水改道的方法降服该国的都城——可能是苏对沙那,即今乌拉秋别——直到他获得3千匹马作为贡赋后才退兵。

让匈奴人、以及丝绸之路上的这些小国知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加上之后在匈奴郅支单于杀中国使节8年后,汉帝国西域副校尉陈汤私自调发西域各国军队,合同汉朝屯垦部队共4万余人,分两路,越葱岭(帕米尔高原),穿大宛,过乌孙,至郅支城(哈萨克江布尔)下合围匈奴,并斩郅支单于首级,传送大汉帝国首都长安。这是一场结束西汉与匈奴百多年战争的胜利,大汉的威信从此在西域建立起来。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这是公元前36年的事情。一千九百年之后,1937年,日本正式开始全面进攻中国。”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八年抗战,加上之前六年日本对东三省的侵占,加上再之前三十多年对台湾的侵占,经历难以计数的牺牲之后,我们终于胜利了。如同南方周末所言

百年耻辱,一朝雪洗,全赖八年鲜血的倾洒。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顶点,中国国民做出了包括三百多万军人在内的两千一百万国民生命的巨大牺牲。每有攻守,必坚苦卓绝,每有会战,必血流漂橹。在平型关,在台儿庄,在中国的每一寸河山,被国际社会认为武器落后、素质低下的中国军队和人民浴血奋战、牺牲巨万。在四行仓库,八百壮士视死如归;在太行山间,农民亦知精忠报国。当时代进步,我们惊觉生命无比珍贵之时,才真正理解当年为国捐躯的三百万中国将士牺牲何等巨大和近两千万同胞的遇难何等惨重。

但是最后的胜利者,是中国。

有人说过,“人类历史上,任何受到外族欺压的民族,一般最终会表现出两种性格。一是妥协,变得逆来顺从,一是顽强不屈,恃机反抗。”中国人从来就不是那种会接受别人欺压进而妥协顺从自我灭亡的民族。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刻,我们也没有屈服。正如三联所说

自1937年全面抗战以来,中国军队虽然屡遭重大战役的失败,却全无半个世纪前那种一战即溃、一溃即降的迹象:抗战全面爆发之际,日本无论是在工业总产值还是主要工业产品指标上都超过中国数倍乃至十数倍,但差距与日本愈加扩大的中国,从1931年至1942年却已经独立抗击日本侵略者达11年之久!日军试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不但早已破灭,在此前刚刚结束的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还取得了击毙击伤日军5万余人的长沙大捷。在法西斯如日中天、日本陆海军横扫东北亚、南洋和西太平洋的这个1942年,软弱的西方世界何曾想到,曾经孱弱的中国,此刻却让日军发出“此次作战,动摇了一部分官兵必胜信念”的哀叹。
“在当今世界上,还有什么别的民族能够如此之长和如此勇敢地忍受这种战争的苦恼,如此不屈不挠和坚定地捍卫中国人民的原则?并且面对着这样在战斗装备上的优劣之差?”

宋美龄在洛杉矶的演讲中如是说,她同时写道:

“西方人往往以为中国是一个富于美术的和哲学风度的民族,必不会表现斯巴达式的尚武精神。我们的行动和事实已经证明,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投降一事,为今日中国词汇中所没有的;‘成仁取义’这句话深深地铭刻在我中国每一个国民的心中。”

涞源,在渊子崖,在刘老庄,在中国每一寸土地上,中国人用着最落后的武器,坚韧地抵抗和反击着凶残的敌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自1860年来逐步消沉破碎的中国,终以连续14年血战和2000万人卓绝的牺牲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抗战的胜利终结了百年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绝大多数不平等条约;洗刷了“一战”中作为战胜国而受到侵犯的屈辱;收复了沦陷14年的东三省和被日本奴役了70年的宝岛台湾。它给现代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荣耀,彻底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心理,让古老的民族浴火重生。

六十年过去,即使硝烟散尽,现在每当看到那些描述抗战的影片,那些回忆抗战的文字,我仍然忍不住流泪。堂堂大中华,竟然被小日本所欺辱,而且历时如此之久才最终获胜,究竟是我们哪些方面做得太差呢?那个年代的中国,无论是思想水平,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教育系统,生活素质,均落后于日本,正是因为实力的悬殊差距,让日本有机可乘。而现在,日本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甚至包括教育和医疗等多方面的实力,仍在我们之上。保持和平避免战争的要诀,在于保持对敌人的绝对优势。国家自当富强,而于我们个人,唯有努力向上,以个人之力,积小成而期国家之大成,无论从道义,还是实力,真正超越日本,领先日本,才能保证不再受辱。

我始终相信,以个人的努力,虽然微薄,终可以逐渐改变国家的面貌,实现民族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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